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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完善——王洪海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 2014-01-14 09:53

--以法定赔偿制度体现一定的惩罚功能为视角

王洪海 1

    【内容提要】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刚刚建立,与法制完备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法定赔偿的适用是否需要设置前提条件,在确定具体的法定赔偿数额时是否应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法定赔偿额如何界定等等。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目的和基本功能就是在补偿权利人损失的基础上能够鼓励创新、吓阻侵权。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具体完善的方面包括:应当允许权利人在诉讼中有选择直接适用法定赔偿的权利;应针对侵犯的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规定不同的法定赔偿额幅度;在确定具体的法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还应借鉴美国法的规定,以每部作品、每项专利及每件商标作为适用法定赔偿金的标准;应规定当事人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在法定赔偿金之外另行计算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  损害赔偿  法定赔偿  完善

                        

    2001年以来,我国根据TRIPS协议的要求,对《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作了修订,其中最重要的突破就是正式确立了法定赔偿制度。何谓法定赔偿,蒋志培法官 2认为,“所谓法定赔偿原则,是指由知识产权法律明文规定不法侵害知识产权造成损害,应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或数额幅度)。在人民法院无法查清受害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营利数额,或者受害人直接要求按法定最低赔偿额进行赔偿的,人民法院按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确定赔偿额。” 3法定赔偿制度是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法律制度,它的确立对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效率、及时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以及进一步制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但笔者通过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以及把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与法制完备的西方发达国家立法相比较发现,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还很不完善。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使其更具合理,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很有研究的必要。

    一、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存在的诸多理论争议及问题

    1、法定赔偿的适用是否需要设置前提条件,即权利人在起诉时能否直接请求法定赔偿。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及大多数学者的观点看,主张法定赔偿是没有选择权的,只有在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情况下,由被侵权人主张或法院也可直接依职权主动适用法定赔偿。从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规定看,适用法定赔偿也设置了上述前提。设置该前提是否合理,目前存在不同的争论。譬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不利于实现法定赔偿制度保护著作权人以达到鼓励创新、惩罚和遏制侵犯著作权行为之目的。 4

    2、在确定具体的法定赔偿数额时是否应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以体现一定的惩罚性。对在确定具体的法定赔偿数额时应否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些学者认为,“一般而言,对于出于故意者应考虑较多的赔偿额。此外,对主观上出于故意的,由于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行为目的不同赔偿数额也应有别,对那些主观恶性大的,赔偿数额可适当多点”。 5还有些学者认为,“适用法定赔偿不应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侵权行为的性质’一词不应被解释为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 6

    另外,除了上述学者争议较大的问题之外,诸如当事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是否在法定赔偿金之外另行计算等问题,目前学术界也在不断的探讨和研究。另外,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定赔偿制度相比较,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不仅在制度的细分上与他们的相应法律规定不同,实际上在对制度设计理念的把握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一是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规定的笼统、模糊,法定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适用方法、适用标准等问题没有得到细化;二通过具体规定的不同可以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在该类制度的“确定性”上(或者称“规定的限定程度”)要比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的确定性程度高。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官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酌定赔偿制度——模糊性的授权规定使其适用的灵活性、适用的幅度远远大于国外的同类制度。

    二、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法律功能及其价值分析

    1、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预防性功能分析。

    作为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主要包括补偿性功能和预防性功能两个方面。补偿性功能是不同损害赔偿制度 7所共同具有的功能,但各种不同的损害赔偿制度是否要体现预防功能,不能一概而论,这要看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和体现的法律价值。所谓预防功能,就是预防侵权再次发生,避免给权利人再次带来损害。此项功能主要是通过惩罚、吓阻、激励等具体的功能来实现的。法定赔偿的预防功能的实现程度,应该主要取决于在法定赔偿制度的具体适用中是否要体现一定的惩罚目的。民事责任中是否体现一定的惩罚性,不少学者对此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平等、等价、有偿的法律关系。民事责任具有补偿、填平功能,惩罚性则应由刑法、行政法完成。还有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就其性质而言是私人罚款,对民事违法行为的私法领域中的民事违法进行罚款,这混淆了私法与公法的界线。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与现代民法的发展相背离。首先,从民事责任的性质看,其虽然是一种以补偿性为主的法律责任,但并不排除有的责任形式具有惩罚性,尤其在侵权领域,惩罚性更为明显。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就是一例。日本的田中英夫、竹内昭夫就主张,把侵权行为责任作为专门以损害赔偿为目的的制度来把握,而无视民事责任的制裁功能的做法是错误的 8。其次,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私法和公法的界线日益模糊,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现象已是客观事实。 9私法领域中的补偿性损害赔偿,由于受举证责任等方面的制约,受害人的损失往往并不能得到足额补偿,尤其是精神方面的损害,更是得不到有效抚慰。这不但影响了权利人维权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觉得有利可图的侵权者起到了一种纵容的后果,从而使得法律的预防功能受到了限制。故有些学者认为:鉴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难以确定等特点,使得在实践中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比比皆是,出现权利人放弃维权,助长了侵权人的侵权行为,甚至不少地方出现了公开侵权的现象,建议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体现一定的惩罚功能。另一部分学者指出了惩罚性赔偿本身存在的一些弊端,表现为:适用范围不确定、考虑因素不确定、数额难以确定以及执法人员的素质高低不一等,认为我国在民事侵权领域目前不应考虑惩罚性赔偿。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在司法领域中,或者说在实际操作中所引起的一些缺点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适用的理由,毕竟惩罚性赔偿有着补偿性赔偿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和优点。所以,在民事赔偿的某些领域体现一定的惩罚性赔偿因素是很有必要的,但在立法安排上,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遵循一定的适用原则。这些条件和原则应包括:适用范围法定原则、适用标准法定原则,赔偿数额法定原则。不具备这些条件,笔者认为原则上不应盲目的适用这一赔偿原则。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建立,为我们引进惩罚性赔偿提供了上述条件,因为我们建立的法定赔偿制度,均规定了适用的范围(知识产权侵权领域)、适用标准(考虑侵权情节、主观过错等)、赔偿数额(有的规定了一定的数额幅度,还有的仅规定了一定的限额)等,这些正是引入惩罚性赔偿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具有惩罚功能的法定赔偿制度,或者说,在具体适用法定赔偿时,在某些情况下,要体现出一定的惩罚性。只有这样,我们的法定赔偿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吓阻潜在的侵权人和打击侵权者的目的,也从而可以充分调动广大知识产权人积极参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知识财富。可见,也只有在法定赔偿制度的范畴内体现一定的惩罚性,才能真正实现我们该项制度的预防功能,也才能使得法定赔偿制度显得更加灵活和完善。

    2、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效率性价值分析。

    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体现了法律制度所追求的效率价值。根据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确定应以权利人的实际经济损失或侵权人的侵权所获利润等为依据,而“损失”和“利润”在许多案件中是很难查清的,当事人、法院为了确定赔偿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进行调查,大大增加了诉讼成本,收效却微乎其微,司法所强调的效率价值难以实现。法律经济学理论认为: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两类成本之和最小化。其一是错误的司法判决的成本,其二是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 10在确定损害赔偿额时,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一般包括权利人为取得确定的损害数额而增加的调查取证成本。侵权人对权利人的上述行为作出的反应,例如隐藏、销毁证据而支出的费用。还有法院在必要时为精确损害赔偿额而增加的调查取证成本等。所谓效率,即为投入产出之比,从一个既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或同样的产出消耗最少的资源。11效率原则要求在精确计算损害所花费的成本与可取得的利益之间维持平衡。如果精确计算损害会使权利人增加1000元的收益,而使社会为此多支出诉讼成本1500元,我们就应该容忍虽不精确但有效率的计量。可见,由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难以确定,这样就与我们强调的诉讼效率原则发生了冲突。法定赔偿制度的建立,为我们解决上述冲突提供了较好的方法,它可以有利于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加快办案速度,提高办案质量。从效率出发,我们试图在保持判决数额的相对准确率的前提下,缓解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证明难度,提高办案效率。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因为侵权赔偿数额难以确定导致案件久拖不决,最终会削弱权利人的维权信心,权利人甚至怀疑司法的不公。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迟来的正义而非正义。

    三、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完善

    针对法定赔偿制度存在的上述理论争议以及制度设计上存在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近几年的司法实践,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使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在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前提下,在补偿权利人损失的基础上能够鼓励创新、吓阻侵权。具体包括:

    1、应当允许权利人在诉讼中有选择直接适用法定赔偿的权利。按照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律的规定,适用法定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只有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情况下,由权利人主张,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主动适用法定赔偿。也就是说,权利人主张法定赔偿是没有选择权的,不能在诉讼中有选择直接适用法定赔偿的权利。笔者认为,我国法律这样规定有所不妥,我们有必要赋予权利人在法定的救济途径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赔偿方式的权利。理由如下:1).知识产权是当事人的私权,在权利人的权利被侵害,权利人要求得到法律救济时,其私权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权利人在决定采取何种法律救济途径保护其私权时,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当事人在起诉前或诉讼中选择何种救济措施对自己更有利,当事人自己应当会做出理性的判断。在有些情况下,当权利人经过全方位衡量后,发现选择法定赔偿可能对自己更不利时,这时权利人就会理性的选择直接计算损失的方式。相反,当权利人发现选择法定赔偿可能对保护自己的权利更有利时,他就会理性的选择法定赔偿方式。2).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计算权利人的损失额,这两种方法虽然看起来比较直观,但在实践中真正适用起来常常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譬如,很多时候权利人的损失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些损失可能是因侵权造成的,但有些损失是因权利人管理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等等,还有些时候权利人可能没有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可能由于其他原因没有产生或无法证明,侵权人一般不会主动向法院提供其侵权获利的证据或虽提供帐册,但账目不清等;即使对侵权人的账目或权利人的账目进行审计,实际结果也常常不能完全反映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3).我们建立法定赔偿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如果给适用法定赔偿制度设置上述前提,这实际上无形中大大降低我们处理案件的司法效率,加大了诉讼成本,不利于实现法定赔偿制度保护知识产权人鼓励创新、吓阻侵权之目的。故,笔者认为,为使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尽快得到保护,也为了使法院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及时做出判决,当权利人选择请求法院直接适用法定赔偿时,法院应当予以准许,在法定赔偿的幅度内予以判决,完全没有必要按照现有的适用法定赔偿的顺序,先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然后在权利人的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再适用法定赔偿。对此,我们不妨借鉴美国版权法的相关规定,即版权所有者可以在终局判决做出之前的任何时候,都可以不再要求赔偿实际的损害和利润,而提出按法定赔偿进行计算。 12

    2、在确定具体的法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以体现一定得惩罚性。对在确定具体的法定赔偿数额时应否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对确定具体的法定赔偿数额时应该考虑侵权者的主观状态。因为侵犯知识产权造成的损害,由于受举证责任等方面的制约,受害人的损失往往并不能得到足额补偿,尤其是精神方面的损害,更是得不到有效抚慰。这不但影响了权利人维权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觉得有利可图的侵权者起到了一定纵容的后果,从而使得法律的预防功能受到了限制。故笔者认为:鉴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难以确定等特点,使得在实践中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比比皆是,出现权利人放弃维权,助长了侵权人的侵权,甚至不少地方出现了公开侵权的现象,建议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在确定具体的法定赔偿数额时应针对侵权人不同的主观状态体现一定的惩罚因素。当然法定赔偿的惩罚功能只能针对故意侵权者,这应当符合法定赔偿制度的正义之价值。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强调,在依据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责任或依据其他方法确定赔偿责任需要酌定具体计算因素时,可以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责任。 13当然,我们在适用具有惩罚功能的法定赔偿制度时,有必要对主观故意的标准进行界定,它应当与传统民法认定的主观故意标准有所区别。为了吓阻恶意侵权者,而使无辜侵权者不至于承担不必要的负担,我们在认定主观故意时应该建立客观故意标准、推定故意标准和善意信赖排除原则,以确保权利人的利益,同时兼顾社会公平。a.客观故意标准。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认定过错主要有两种标准,一种是主观故意标准,另一种是客观故意标准。主观故意标准是指通过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来确定其是否存在过错。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构成侵权依然而为之,则认定行为人存在故意。客观标准是通过行为人的某种客观外在的行为来衡量行为人是否存在故意,系侧重于对行为人的某种客观外部行为进行考察,并非对行为人的心理活动进行考察。司法实践告诉我们,我们难以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考察,正如台湾著名学者曾世雄所言:“过失与否,理论上,应主观认定之。惟行为人之主观状态除其本人外,事实上难以切实掌握。因致,方法上只有借助外界存在之事实或证据推敲之。如此,主观认定之本意难免遭到扭曲”。 14我们在采用客观故意标准时,通常将行为人的行为与一个所处环境同行为人相同人的行为进行比较,,则认定行为人构成故意,否则,不构成故意。例如,如果此人也处于相同的侵权环境中而并未实施行为人之行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服装销售商在销售的假冒别人的品牌的服装价格远远低于该品牌在正规市场上的价格时,即使该经验丰富的服装销售商抗辩其从其他厂家进货时并不知情,也应认定其构成主观故意。因为作为一个经常销售服装的人来说,它应该知道该品牌服装的正常销售价格。b.推定故意标准。权利人要想证明侵权人存在主观故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故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有些学者提出了过错推定原则,其特点在于举证责任的倒置,它首先推定侵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然后把举证责任交给侵权者,由其举证证明其并不知情,否则,法庭直接推定其存在侵权的故意。另外,在有些情况下,被告在诉讼中拒绝出庭或消极举证,譬如法庭要求被告提供其生产和销售侵权产品的相关帐册,被告不提供或虽提供但账册明显不全,在此情况下,法庭可推定被告存在主观故意,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应多考虑赔偿数额。c.善意信赖排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被告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原告的知识产权,但通过考察被告的行为或相关证据可以确信被告并不存在侵权之意图,此为善意信赖排除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仅承担最低法定赔偿额标准。如美国著作权法认为,如果侵权人能够证明,侵权行为是基于善意信赖其行为不构成侵权,且该善意信赖是合理的信赖,法庭能够认定,侵权人确信不知或没有理由应知其行为构成侵权,则可将损害赔偿额减少不少于200美元。 15综上,我们对主观故意的标准进行了界定,这样有助于我们在适用惩罚功能的法定赔偿中有所把握。按照笔者的设计要求,侵权者的主观状态对法定赔偿额应当有所影响,不同的主观状态对法定赔偿额的影响也应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法定赔偿额应该与侵权者的不同的主观状态相适应,即主观恶意者比一般故意侵权者承担的责任要重,在适用最高赔偿额若干倍数的法定赔偿制度的国家,恶意侵权者可能承担最高赔偿额若干倍数的法定赔偿,而一般故意侵权者可能只适用于最高数额甚至低于最高数额的赔偿。对主观恶意和一般故意如何区分,在理论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根据侵权者的侵权方式和侵权记录等情况进行综合认定,譬如,完全假冒他人驰名商标的人,全面抄袭他人尚未发表的作品的人以及屡次侵犯别人知识产权的人,这些无疑属于恶意侵权者。如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因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刑事、行政或民事责任的,应当在依据本规定确定的赔偿数额的限度内,从重确定赔偿数额。” 16总之,我们应综合考虑当事人的各种侵权情节,使得法定赔偿额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结合起来,以此达到吓阻侵权之目的,同时又不至于使权利人获得过高的赔偿,以符合法定赔偿制度所追求的正义与效率的价值要求。

    3、应针对侵犯的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规定不同的法定赔偿额幅度。从我国现行的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看,没有规定法定赔偿额的下限,仅仅规定了最高限额。另外,也没有针对侵犯的知识产权的不同类型规定不同的赔偿额幅度。可见,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过显笼统,实际操作性较差,从而变相的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了使我们的法定赔偿制度更加合理,首先,我们应当规定幅度式赔偿而非限额式赔偿,既有上限额又要有下限额。其次,应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规定不同的法定赔偿额幅度。我们知道,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其价值不同,同一类型中不同知识产权价值也不同。譬如,一般情况下,驰名商标的价值大于著名商标,著名商标的价值大于普通商标,发明专利的价值大于实用新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的价值大于外观设计专利的价值等等。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权利人受到的损失不一样,由此获得的赔偿额也应有所不同。故为了使权利人获得的赔偿额更具合理,法律有必要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规定不同的法定赔偿额幅度。譬如,以侵犯商标专用权为例,对侵犯普通商标专用权的,法定赔偿额最少不得低于5000元,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对侵犯著名商标专用权的,法定赔偿额最少不得低于1万元,最高不得超过30万元;对侵犯驰名商标专用权的,法定赔偿额最少不得低于2万元,最高不得超过50万元;另外,对于侵权情节特别恶劣的(譬如恶意连贯侵权行为),可以突破法定赔偿上限额,但对侵犯普通商标专用权、著名商标专用权及驰名商标专用权的,法定赔偿额分别不得高于2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另外,对侵犯专利权不同类型以及著作权不同类型也可以作上述类似规定。法律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的类型规定不同的数额幅度,不但使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定赔偿制度的适用更具操作性,也有利于对法官在适用法定赔偿制度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限制,最终使得权利人获得的法定赔偿额更具合理,以彰显法律的公正与效率。

    4、借鉴美国法的规定,以每部作品、每项专利及每件商标作为适用法定赔偿金的标准。法律规定的法定赔偿金是适用于一项专利、一部作品、一件商标,还是对每个侵权行为、每个侵权人实行法定赔偿,我国的法律对此规定的不是很明确。如果对每个侵权行为、每个侵权人都实行法定赔偿的话,有可能导致对连续侵权行为多次适用法定赔偿,或者导致侵权人的多少影响到权利人最终获得的赔偿额,使得权利人获得的法定赔偿额可能远远大于其实际损失。而事实上,侵权行为以及侵权人的数量多少并不必然代表权利人所受损失的大小。故,笔者认为,应当借鉴美国版权法的规定,法定损害赔偿系针对一部作品、一件商标、一项专利而非一种侵权行为。以著作权为例,如果侵权人复制了同一著作权人的多部作品,则每部作品均可以获得一份法定赔偿,一位侵权者以不同方式侵犯同一作品,也只能给予一份法定赔偿,即无论侵权人是复制了一份还是五十份,均只能得到一份法定赔偿。当然,在决定法定赔偿的具体数额时则应考虑侵权的数量问题。总之,法定赔偿应当针对的是法律保护的一部作品、一件商标、一项专利,而非侵权行为及侵权人的多寡。因而,一个侵权行为可能适用多份法定赔偿,因为一个侵权行为有可能侵犯了多部不同的作品或多项不同的专利;多个侵权行为也可能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因为多个侵权行为有可能同时侵犯了同一部作品或同一项商标。

    5、应规定当事人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在法定赔偿金之外另行计算。我国知识产权法以及TRIPS协议中均规定,被侵权人所获得的赔偿数额,应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问题在于,当我们适用法定赔偿原则对侵权人给被侵权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时,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应否考虑到法定赔偿金当中,还是在法定赔偿金之外另行计算,对此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同理解。笔者认为,当事人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在法定赔偿金之外另行计算较为合理,理由如下:首先,法定赔偿是针对知识产权侵权本身所造成的损害难以计算而构建的一项制度,合理费用其实是为制止侵权行为而在损害后发生的“外在损害”,而该“外在损害”其实是较容易确定的,一般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律师费、公证费、调查取证费等等,被侵权人支付的这些费用一般都有相应的票据予以证明,法庭一般都较容易计算。其次,如果将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也作为一项因素考虑到法定赔偿金里面去,将有可能使得被侵权人最终获得的法定赔偿数额不尽合理,有可能导致“打赢官司输了钱”的情形。因为通常情况下,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隐避性较强,权利人为获得侵权证据往往比较困难,再加上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较强,使得权利人有时不得不聘请律师或专业人员代为诉讼,故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花费的费用一般较多。在受到举证责任限制和法定赔偿额幅度限制的情况下,有可能使得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所花费的费用大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故应当将当事人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在法定赔偿金之外另行计算比较合理。

    四、结语

    我国自入世以来,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在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一直是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重点研究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确立,为我们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难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但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刚刚建立,与法制完备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还很不完善。本文的一个重点就是要使完善后的法定赔偿制度更加适应和符合我国目前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即法定赔偿制度不仅是补偿权利人的重要手段,也具有惩罚性以吓阻侵权之功能。当然,基于吓阻目的的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应考虑侵权者的主观状态,以确保权利人的利益,同时兼顾社会公平。


1 王洪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法学硕士。本文获第十九届全国系统学术讨论会论文评比三等奖。

2 蒋志培法官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三庭庭长,民商法学博士。

3 蒋志培:《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赔偿》,载《电子知识产权》1998年第1期。

4 梁志文:《著作权法中法定赔偿制度比较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2期,第13页。

5 王惠中:《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方式的适用》,载《河北法学》2002年5月第20卷第3期,第63页。

6 李永明、应振芳:《法定赔偿制度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5月第3期,第83页。

7 不同损害赔偿制度目前权威的观点主要包括全面赔偿、惩罚性赔偿及法定赔偿。

8 于敏著:《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9 余能斌、马俊驹主编:《现代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9页。

10 [美]理查德A伯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717页。

11 梁志文:《补偿与惩罚—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价值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12期,第14页。

12 美国著作权法第504(c)条规定,当权利人认为自己的实际损失和侵权者的利润难以证明或不能证明时,或者认为主张法定赔偿更有利时,权利人可以在法庭最终判决做出之前,权利人可以在这两种途径中进行选择。

13 曹建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7年1月18日。

14 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73页。

15 转引自梁志文:《著作权法中法定赔偿制度比较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2期,第12页。

16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第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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